清晨的风裹着巷子里特有的烟火气，慢悠悠地飘过来，我挎着菜篮子，踩着青石板路往巷口走，老远就看见那个熟悉的糖画摊，木头架子支着，玻璃罩子擦得锃亮，里面摆着几只晶莹剔透的糖龙、糖凤，在朝阳底下闪着琥珀色的光。
我是个退休的中学美术老师，今年六十七岁，每天早上最惬意的事，就是来巷口买两块钱的糖画，顺便和摊主张大爷唠唠嗑。张大爷的糖画摊在这巷子里摆了快四十年了，从我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时，就守着这个摊子，守着一锅熬得金黄的麦芽糖，守着老城南人心里最甜的念想。
张大爷今年七十有二，背有点驼，双手却依旧稳当。他的手指粗粝，布满了老茧，指关节因为常年捏着糖勺，有些变形，可就是这双手，能把滚烫的糖稀玩出花来。只见他从煤炉上提起熬得冒泡的糖锅，手腕轻轻一转，金黄的糖稀就像有了生命，顺着铜勺的边缘流下来，落在光溜溜的青石板上。手腕起落间，一道流畅的弧线划过，是龙的身子；指尖一顿，点出两个圆，是龙的眼睛；再轻轻勾几笔，龙的鳞甲、龙须就活灵活现了。不消半分钟，一条威风凛凛的糖龙就成型了，张大爷拿起一根竹签子，往糖画底下一粘，轻轻一揭，糖龙便腾空而起，脆生生的，引得旁边围观的小孩子拍手叫好。
“张大爷，今儿个生意不错啊！” 我笑着走过去，把菜篮子放在摊子边。张大爷抬起头，脸上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菊花，“李老师来啦！快坐快坐，刚熬好的糖稀，给你做个你最爱吃的蝴蝶。”我摆摆手，“不用不用，我就买个小兔子，给我那小孙女带回去。”张大爷也不推辞，拿起糖勺就开工。他的动作行云流水，仿佛不是在做糖画，而是在画一幅水墨画。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，忽然想起小时候，也是这样一个清晨，我攥着妈妈给的五毛钱，踮着脚尖看张大爷做糖画。那时候的糖画才两毛钱一个，可却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奢侈的零食。每次拿到糖画，我都舍不得吃，举着它在巷子里跑，引得一群小伙伴跟在后面追，阳光洒在糖画上，甜得晃眼。
这些年，巷子变了好多。矮矮的瓦房变成了青砖黛瓦的仿古小楼，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平整的青石板路，就连巷口的小卖部，都改成了洋气的便利店。只有张大爷的糖画摊，还守在老地方，像一个固执的符号，提醒着我们那些逝去的时光。
前阵子，巷子里来了几个年轻人，拿着相机对着糖画摊拍个不停。他们说，要把糖画申报成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还要帮张大爷开直播，让更多人看到老手艺。张大爷听了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却又连连摆手，“我这手艺，不值当那么大阵仗。只要还有人爱吃，我就一直摆下去。”
其实我知道，张大爷心里是盼着有人能继承这门手艺的。他的儿子在城里开了公司，劝他搬过去享清福，他不肯。他说，这锅糖稀，这根糖勺，就是他的根。这些年，也有几个年轻人来拜师，可都没坚持下来。熬糖稀是个苦差事，得守在煤炉边，盯着火候，一不小心，糖稀就熬糊了。画糖画更是个技术活，手腕的力道、速度，都得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差一点，画出来的东西就没了灵气。
那天下午，我又去了糖画摊。夕阳把张大爷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他正低着头，教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握糖勺。小男孩学得很认真，小手紧紧攥着勺子，小心翼翼地把糖稀淋在石板上。虽然画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，像一条小蛇，可张大爷却笑得满脸皱纹，一个劲儿地夸，“好，好，有天赋！”
晚风拂过，带着糖稀的甜香。我看着夕阳下的一老一小，看着那锅咕嘟冒泡的糖稀，忽然觉得，这门老手艺，就像这糖稀一样，虽然历经岁月的熬煮，却依旧甜得纯粹，甜得温暖。它不仅仅是一门手艺，更是一种情怀，一种传承，是老城南人心里，永远割舍不掉的人情味。
巷口的路灯亮了起来，暖黄的光洒在糖画摊上，洒在张大爷和小男孩的身上，也洒在那些晶莹剔透的糖画上。我想，只要这糖画摊还在，这条巷子的烟火气，就永远不会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