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一把老木梳，沉水香樟的材质，周身泛着温润的琥珀色。木身上那道微微弯曲的纹路，是七十年来岁月刻下的勋章，也是三代人指尖温度浸润的痕迹。我的主人，如今是个叫阿瑾的姑娘，而最初将我从一块粗糙木料雕琢成器的，是她的太姥姥——陈守艺人。
第一次睁眼，是在民国二十六年的秋光里。彼时我还只是块带着樟木清香的木料，被陈守艺人捧在掌心。她的手掌布满老茧，指腹却带着惊人的柔软，指尖划过木料的纹路，像是在与一个老友对话。“这料子好，能出一把好梳。” 她轻声呢喃，声音里带着对木料的珍视。我躺在吱呀作响的雕花木工作台上，看着她拿起细锉，一点点打磨我的轮廓。阳光透过作坊的木窗，在她花白的发间跳跃，也在我逐渐成型的梳齿上洒下细碎的光斑。
陈守艺人做梳极慢，一道工序都不肯省。选料要选树龄三十年以上的香樟，刨料要顺着木纹的走向，打磨要经过粗砂、细砂、绒布三道工序，最后还要用蜂蜡反复擦拭，直到木梳摸起来如婴儿肌肤般顺滑。她常说：“木梳是要贴肤的物件，得带着匠人的温度，才能梳顺岁月的毛躁。” 那时，作坊里总挤满了街坊邻里，有来定制陪嫁梳的姑娘，有来翻新旧梳的老主顾。陈守艺人一边做梳，一边给我们讲木梳的讲究：“梳齿要疏密均匀，这样梳头才不扯头发；梳背要弧度贴合手心，握着手才舒服。” 我就在这样的絮语中，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模样 —— 月牙形的梳背，十二根圆润的梳齿，梳背边缘还雕着一朵小小的玉兰花，花瓣的纹路细腻得仿佛能掐出水来。
我成了陈守艺人的得意之作，她把我送给了刚满十八岁的孙女，也就是阿瑾的姥姥。那天，陈守艺人用红绳把我系好，郑重地交到孙女手里：“这把梳，陪嫁用。往后梳头发，要想起手艺的规矩，也要记得做人的本分。” 姥姥接过我的时候，眼眶红红的，小心翼翼地把我放进陪嫁的红木箱子里。后来，我跟着姥姥从江南水乡来到北方小城，见证了她从青涩姑娘到为人妻、为人母的蜕变。清晨，她用我梳顺及腰的长发，梳齿间缠绕着淡淡的发香；夜晚，她把我放在梳妆台上，月光洒在我身上，让我周身的纹路更显温柔。偶尔，她会对着我发呆，轻声说起太姥姥做梳的模样，语气里满是怀念。
时光流转，我渐渐老去，梳齿边缘有了细微的磨损，雕花木兰花的纹路也不如从前清晰。姥姥的头发也染上了霜华，她开始把我交给女儿 —— 阿瑾的妈妈。妈妈不像太姥姥和姥姥那样精通梳艺，但她依然爱惜我，每天用我梳理头发，也用我给年幼的阿瑾扎小辫。阿瑾小时候总好奇地盯着我，伸出小手轻轻抚摸我的梳背：“妈妈，这把梳子好香啊。” 妈妈就会笑着给她讲太姥姥做梳的故事，讲木梳里藏着的手艺传承。那些故事，像种子一样，落在了阿瑾的心里。
去年，姥姥把我郑重地交给了阿瑾。彼时，阿瑾刚大学毕业，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，回到了家乡的小城，说要传承太姥姥的木梳手艺。“这把梳，就交给你了。” 姥姥的声音有些沙哑，“你太姥姥的手艺，不能断在我们这代人手里。” 阿瑾接过我的时候，指尖的温度和当年的陈守艺人如出一辙。她把我带去了她新开的手工作坊，作坊里摆着和当年一模一样的雕花木工作台，墙上挂着 “守艺” 两个大字。
阿瑾像太姥姥当年那样，开始学习做梳。她把我放在工作台上，一遍遍地抚摸我的纹路，感受着当年太姥姥的手法。她学选料，学刨料，学打磨，学雕刻，每一道工序都做得极其认真。遇到不懂的地方，她就翻出太姥姥留下的手札，或者向老一辈的手艺人请教。有一次，她为了刻好一朵玉兰花，反复练习了半个月，手指被刻刀划破了好几个口子，却依然不肯放弃。“太姥姥说，手艺就是要耐得住性子。” 她一边给手指包扎，一边对着我说，眼神里满是坚定。
如今，我的身边多了许多新伙伴，都是阿瑾亲手做的木梳。它们有的雕着梅花，有的刻着竹节，每一把都带着独特的温度和韵味。作坊里也常常挤满了人，有来学习做梳的年轻人，有来定制木梳的顾客，还有来采访非遗传承的记者。阿瑾总会把我拿出来，给大家讲我身上的故事，讲陈家木梳的传承。她的声音温柔而有力，像当年的陈守艺人一样，把手艺的规矩和温度，传递给每一个人。
阳光再次透过木窗，洒在我的身上。阿瑾正用绒布细细擦拭我，指尖的温度透过木身，传到我的每一寸纹路里。我仿佛又看到了陈守艺人雕琢我的模样，看到了姥姥用我梳发的温柔，看到了妈妈给阿瑾扎小辫的慈爱。原来，非遗手艺的传承，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技艺延续，而是温暖的情感传递。每一把木梳里，都藏着光阴的纹路，藏着匠人的坚守，藏着代代相传的爱与温度。我会继续陪伴着阿瑾，陪伴着这门古老的手艺，在岁月的长河里，静静流淌，生生不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