阳光透过窗棂，在红木老座钟的钟摆上跳着细碎的舞。我是一口摆放在李家堂屋正中央的座钟，自打民国二十二年被李家老太爷从西洋商行买回家里，风风雨雨近百年，我见过四代人出生、长大、离开，也听过数不清的家长里短、悲欢离合。
我的外壳是上好的红木打造，摸上去温润如玉，钟面上的罗马数字已经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，可那根黄铜时针，依旧每天不偏不倚地走着。底座的雕花里，藏着我见过的第一个秘密 —— 那是民国三十六年的冬夜，李家大少爷偷偷把一封写满字的信塞进我的雕花缝里，他穿着藏青色的学生装，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，嘴里念叨着 “革命成功之日，便是我归家之时”。那天晚上的风特别冷，吹得窗纸呜呜作响，我看着他背着行囊消失在巷口，钟摆一下一下，敲打着漫漫长夜。后来啊，大少爷再也没回来过，那封信被李老太太摸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字迹都褪了色，最后还是我替她好好收着，藏在雕花深处，陪着我走过一年又一年。
新中国成立那年的春天，院子里的海棠开得特别艳。李家二丫头穿着碎花布衫，踮着脚尖往我钟面上贴红纸条，她的辫子上系着红头绳，笑起来的时候，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。她每天放学回家，都会趴在我旁边写作业，铅笔头在纸上沙沙作响，和我的钟摆声凑成一首温柔的歌。有一天，她突然仰起头，对着我说：“老座钟啊老座钟，我以后要当老师，教好多好多孩子读书写字。” 我看着她眼里的光，像极了当年的大少爷。后来，二丫头真的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女老师，她穿着的确良衬衫，站在土坯房改成的教室里讲课，声音清亮得像山涧的泉水。每当她放假回家，都会蹲在我面前，絮絮叨叨地讲学校里的趣事，讲哪个孩子又考了第一名，讲哪个孩子家里困难，她偷偷给塞了铅笔。我的钟摆，就那样陪着她，从青涩少女走到两鬓斑白。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小山村的时候，李家的第三代小子，也就是二丫头的儿子，吵着闹着要把我搬到废品站去。他说我又老又旧，占地方，不如换成新式的电子钟，又好看又准。那天，二丫头第一次对儿子发了火，她红着眼睛，摸着我的红木外壳说：“这是你外公留下来的念想，它比我的岁数都大，它见过你太爷爷的意气风发，见过你爷爷的归乡无望，见过我从黄毛丫头变成老太婆，它是咱们家的根，不能丢。” 儿子拗不过她，只好悻悻地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依旧稳稳地站在堂屋中央，只是身边多了一个锃亮的电子钟。电子钟的数字跳得飞快，冷冰冰的，没有我的钟摆声那样温暖。我看着电子钟一天天变旧，而我，依旧在时光里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嘀嗒，嘀嗒，像是在诉说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。
前些年，村里搞文旅开发，有人看上了我，说愿意出大价钱把我买走，摆在民俗博物馆里。李家的第四代小孙女，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，抱着我的底座不肯撒手。她仰着小脸，对她爸妈说：“老座钟会讲故事，我要听它讲故事，不卖，不卖！” 后来，小孙女真的成了我的 “小听众”，她每天放学回家，都会坐在我旁边，叽叽喳喳地跟我说话。她会跟我说学校里的趣事，说她考了一百分，说她和同桌闹了别扭。我呢，就用我的钟摆声回应她，嘀嗒，嘀嗒，像是在说 “真好”“没关系”。有一次，小孙女突然问我：“老座钟，你会不会累呀？你走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休息过。” 我想告诉她，我不累，因为我守着的，是一个家族的记忆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悲欢离合，这些，都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力量。
如今，我依旧站在李家的堂屋中央，阳光透过窗棂照在我身上，暖洋洋的。我的钟摆依旧在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嘀嗒，嘀嗒。我见过战火纷飞的年代，见过国泰民安的盛世；见过亲人离别时的泪水，见过阖家团圆时的欢笑。我是一口老座钟，我不是冰冷的器物，我是时光的见证者，是家族的传承者。我会继续走下去，陪着李家的子子孙孙，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，直到永远。
